汨罗江之祭，李元洛
汨罗江之祭□李元洛在的河流中，汨罗江远算不上波高浪阔源远流长，但却是一条名闻遐迩的圣水。它温柔而温暖的臂弯，曾先后收留诗歌史上两位走投无路的伟大诗人。不过，一位在下游，今日的汨罗县境，以水为坟，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如今的平江县域，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阳晨雾，还有偶然在坟头点燃的几炷清香。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七七〇年秋冬之际，杜甫出峡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后，写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亲友》一诗，从长沙出发，准备顺湘江而下洞庭，然后入长江而至汉水，转道襄阳回归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时年近花甲，早已病体支离，舟入朔风凛冽的洞庭，更是多症并发而一病不起。被历代学者断为绝笔之作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卅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如同自撰的讣闻。他写了“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的洞庭湖冬日景色，船过湘阴，北去巴陵，“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湘阴与巴陵途中的昌江县城，去投亲靠友。今日的平江，唐时称昌江，府治为中县坪，在汨罗江的上游。但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陨落，他年幼的儿子宗武只得将父亲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平江杜墓。如果你远道前来，不仅可以一瞻遗迹，而且风行水上山间，鸟过田头陌上，还会向你叙述许多有关杜甫的传说。全国杜墓今有八处，除四处纯属传闻和纪念性质者外，学术界考证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阳说、平江说、偃师说与巩县说，而我则认为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而死后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没有北归。杜甫去世后四十三年，他的孙子杜嗣业请任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作墓志铭，铭中说杜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今人多以为此“岳阳”乃今日之岳阳市或岳阳县，殊不知后者从西晋以至清末，均称为“巴陵”。“岳阳楼”原也只是三国时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兵台，开元四年张说以中书令守岳阳时，于旧址建楼，名为“西楼”，至李白杜甫始以“岳阳楼”为题。如果杜甫葬于岳阳城厢，当有人吟咏，但却付阙如。唐时的昌江，是岳州的五个属县之一，至五代后唐时才改名平江。高山曰“岳”，山南曰“阳”，平江县境内有海拔一千六百五十三米之天岳山，而汨罗江流域在山之南与山之西，正是元稹所谓的“旅殡岳阳”之地。平江的杜姓，至今繁衍有八百人以上，以“杜”命名的地方如“杜家山”、“杜家园”等等，就有十余处之多，此处流传于今日的杜氏家谱，也说杜甫殁后因干戈扰攘，归葬偃师未果，因而“癶葬平江”，而子孙“卜居是邑，以祭守其墓”。明代的湖广参政陈恺，曾在平江杜甫后裔家中发现两封皇敕，一是至德二载唐肃宗授杜甫为左拾遗的诰敕，一为宋代授杜甫后裔杜邦杰为“承节郎”的敕书，他并作《跋杜氏诰敕》予以详尽的记载与说明，清初钱谦益在《杜诗钱注》中也曾说，“今藏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据说，这两件诰敕传至杜富的嫡系后裔杜瑞生，于辛亥革命年间遗失。将近百年，音沉信杳，如果有朝一日它们能重现江湖，就可为平江杜墓出示旁证与铁证了。我居杜甫曾经流寓过的长沙，虽然离平江地不在远，而且心向往之，但人事倥，竟然直到最后的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才和我昔日的学生余三定、朱平珍夫妇以及也曾是学生的段华偕行，去今日平江大桥乡小田村天井湖，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车出平江县城，驰过汨罗江大桥，往南行二十余里，拐上一条泥泞曲折的乡间小道，颠颠簸簸，终于看到山丘间有一溜白色的粉墙，那就是光绪十年重修的“杜公祠”。祠门额上有一方青石，刻有“诗圣遗阡”字样。祠前有一方可供停车的大坪，据说那就是“天井湖”干涸后填成。“杜公祠”如果是书名，白色粉墙就是它的封面，封面之内有些什么精彩文章呢？三张大门关闭已久，大约平日也少人问津，我们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长眠不起，今日当然也不会再为君而开，我们只得从旁侧围墙已经坍塌拆毁的缺口进去。杜公祠为砖木结构的两进一天井结构，几间敝旧的房舍现在已改为小学的教室，桌椅破旧，秋冬之日光线更是暗淡，窗户没有玻璃，糊窗纸早已破碎，秋风与朔风于其间畅通无阻。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远，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听到克服困难前来上学的乡里小儿咿呀诵读之声，若当“八月秋高风怒号”之时，或是“天涯霜雪霁寒宵”之际，以苍生为念以天下为怀的他，会不会长叹息以掩涕呢？细察祠堂墙壁上尘封破旧的字画，在檐下廊前徘徊留连，平珍是平江人，对杜祠的故实十分熟悉，她指着木柱石础中两个麻石柱础，对我们说：“这两个覆盆式的麻石柱础，下方上圆，刻有莲花瓣纹饰，从形制可断为唐代遗物，全国其他唐代古建筑遗迹也可以证明。”“那当然是杜墓真实性的实证，不，石证了。”我高兴地随声附和，并弯腰抚摸那冰凉的石础，想重温千年前的时光。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栋建于多年前的房舍，现在也改为三间教室。门楣石匾上嵌刻有“铁瓶诗社”四字。诗社不知成立于何许年，诗社而名“铁瓶”，不知瓶内藏有什么纶音妙旨？为什么“瓶”而谓“铁”呢？但铁定无疑的却是，建社的人与诗有缘，并欲继承发扬老杜的流风余韵。我甚至忽发痴想：有诗灵做伴，得天独厚，现在不起眼的莘莘学子之中，将来会不会有人一登诗坛而叱咤风云呢？正遐思远想之时，管理墓园的老人已被请来，他领我们走到诗社下侧围墙的一扇小门边，打开那把资历不浅犹有古风的铜锁。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青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轰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八十年代之初，平江文物管理所按原貌维修了杜墓。墓坐北朝南，封土堆以青麻石结顶，墓围用红麻石与青砖砌成，青石墓碑正中镌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这，就是我们的千秋诗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杜甫生地是河南，死所为湖南。黄河之南与洞庭湖之南，他和水结下的真是生死缘，更何况他一生坎坷，最后除了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就是将自己一家老小满怀忧愤托付给水上的一叶孤舟。他晚年流落湖湘，虽然兄弟音讯不通，然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的浩阔景象也曾一度鼓舞了他已老的壮心；虽然李白、高适、孟浩然等老朋友皆已先后故去，自己也老而多病，然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想到的仍是干戈扰攘的苦难时代。岁云暮矣，思如之何？在一年将尽之时，他忧心如捣的仍是中的百姓黎民：“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他自己已是穷途末路，生命的残焰行将熄灭，但却仍然心系天下苍生：“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闻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他的绝笔诗固然多有身世之悲，托孤之痛，但却仍然不忘时代的和的痛苦，这就不仅是“穷年忧黎元”，而是生死以之了，这是何等高远博大的襟怀啊！我们临来匆匆，未及准备香烛，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点一炷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心香。杜甫赞誉过李白、高适、岑参、王维等诗坛大家，并且和他们均有交游，其中与李白的交谊还被今人誉为诗坛的千秋佳话，但他们却都无只言片语提及杜甫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难解之谜，因为我们已经无从问讯。同时代人对杜甫诗表示欣赏的不多，只有诗名不彰的韦济、严武等少数几位，而给他高度赞誉的，则是衡阳判官郭受和韶州刺史韦迢，但时间却已是杜甫逝世前夕了。前者今存诗二首，后者一首。郭受的诗是：“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时高。”（《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而韦迢在《潭州留别员外院长》一诗中，则赞美他“大名诗独步”。杜甫当年从岳阳往长沙途中曾作《南征》一诗，他长叹息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且不说同时代的人冷落了他，在他生时，殷璠于天宝末年编《河岳英灵集》，一些三四流的诗人都入选了，而杜甫却有向隅之叹。他死后不久，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到大历末年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世上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常常得不到认识和赏识，有如明珠暗投于尘封的角落，好似良骥局促于偏远的一隅，有的人还屡遭厄运，抱憾甚至抱恨终生。然而，有些人却僭居高位，浪得虚名，肥马华车，锦衣玉食，一辈子似乎活得有滋有味。怀才不遇而困顿一生的杜甫，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暮年，他得到郭受与韦迢的赞扬，虽说他们是文坛的无名之辈，虽说杜甫和他们是浅友而非深交，但在杜甫凄凉寒冷的岁月，那不是如同两盆炉火温暖了他那颗已经冻僵的心吗？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如此评价和叹息李白，不知他对自己是否也有这种预感？杜甫和李白一样有千秋万岁之名，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李白的故里与墓地我还无缘瞻拜，但河南巩县现为巩义市的杜甫故居，却依然湫隘寒伧，杜甫墓园也只是封土一堆，青碑一块。而平江杜墓呢？六十年代初期，墓顶和墓围的红色麻石，东边的附碑及碑柱，均被挖掘一空去兴修水利，好像一栋屋宇被揭瓦掀顶破门拆墙，远比茅屋为秋风所破惨淡得多了，然而那是为农村水利事业做贡献，杜甫该不会有多少怨言的。不料“”期间，他也被大张挞伐，在成都草堂大书过“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诗中圣哲，笔底波澜”的位高名重的学者郭沫若，也一反昔常，对曾经极力赞颂的诗人横加批判，但杜甫却已无法申辩了，当时被横扫的天下芸芸，又有谁能够申辩？不过，倒确实搞得他惊魂不定，他们挖开封土堆的东前角，据说取出石制油灯两盏，霉烂古书手稿一堆，在“兵荒马乱”之中，这些遗物都已下落不明，无从查找，而闻讯前来的文物工作者考证东墓室的质地与结构，断定为唐代墓葬，这，大约是那些“破四旧”者所始料不及的功绩吧？磨难仍然接踵而来，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盗墓贼，不久前竟然也在诗人头上动土，将杜墓打了一个大洞，时值年关，守墓的老人过了几天才发觉，虽然报了案，公安局也来人调查，但到底盗走了一些什么，众说纷纭。盗墓贼是绝不会读杜甫的，杜甫从来不是大官也非大款，儿子无力将他的遗骸安葬故里，孙子也是穷困的平民百姓，山河修阻，烽火遍地，四十年后到底将祖父的灵柩迁回河南没有，至今仍是疑案。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有什么好盗的呢？杜墓至今萧条冷落，杜甫当然也无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和遍布湘中与国中的宾馆酒楼一争热闹与繁华。然而，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逐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我们在墓前徘徊凭吊，不禁感慨丛生。身为作家又是岳阳市官员的段华说：“从古到今，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入仕从政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都很低呵！”余三定现在是岳阳师范学院的院长，他专攻文学研究与批评，也不免书生之气：“我去过西安，那唐陵汉墓煊赫豪华，游人如织，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他的墓地也未免太荒凉冷落了。”我说：“墓地冷落荒凉，当然令人感慨。不过，天下之大，古往今来有皇皇陵墓者，几人能活在的心中？墓在丘山与闹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千秋万代长存。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美诸葛亮，我们不是也可以借来赞美他自己吗？”于是，在汨罗江的上游，在拜别小田村杜甫墓之际，在唯有江声似旧时的千古江涛声里， 我轻声吟诵北宋初年徐屯田《过杜工部坟》一诗，权当专诚来谒的我们的心祭：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读后感：乍一看《汨罗江之祭》这个题目，油然望文生义，臆测这是一篇凭吊屈原的感怀之作。从古及今，为屈原作挽歌的诗词文赋并不鲜见。不禁暗忖：本文题材选择似较“平常”。不出所料，文章开篇即导引出与汨罗江魂魄相依的伟大诗人屈原。虽为“开门见山”，然之于读者来说实无多少新意。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笔锋陡转，兀地恭奉出另一位堪比屈原的重量级诗人——杜甫。有“诗史”美称的杜甫，虽声名响彻皇皇诗歌史册，却少有人知晓他竟然亦与汨罗江一衣带水唇齿相连。行文至此，波澜顿生。更令读者“震惊”的是，同为诗歌史上的“化石级”雄才，同样长眠于汨罗亘古的江流声中，但屈原和杜甫的境遇却天壤之别。后人（尤其是今人）厚待屈子——“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却薄情于杜甫——“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阳晨雾，还有偶然在坟头点燃的几炷清香”。何也？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期待，皆被激发、引爆。这平中见奇的“开篇”，颇具匠心，却不着痕迹。接下来，作者醉翁真意昭然。不再提及屈原，单细说杜甫与汨罗的贫病之交。“出峡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后”，他本欲“转道襄阳回归河南故里”。然而，“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今平江）投靠亲友。不料，“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陨落”，不得不被年幼的儿子“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即今人所见的“平江杜墓”之所）。作者以略带感伤的笔触，再现当年迟暮杜甫病亡于汨罗江畔平江僻壤的凄清、孤寂和无奈。“如果你远道前来，不仅可以一瞻杜甫遗迹，而且风行水上山间，鸟过田头陌上，还会向你叙述许多有关杜甫的传说”，作者以虚拟的语气既委婉邀约读者前往凭吊，又含蓄地流露出郁积于心的体恤之情。慨叹文豪迟暮，一掬惺惺之意。作者曾为诗评家，以“以文为论”著称文坛。中年后，他开始写作“文化散文”，拾掇被岁月湮没的文化/文明碎片，企图与古人作灵界的沟通，遂成《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唱千秋》等一系列著作。既望能祭祖泽后，亦求慰灵安魂。挥毫至此，作者不禁既为杜甫鸣不平，又为平江的“过失”扼腕。汨罗江以其宽广的胸襟接纳了怀才不遇、抱屈含恨的屈原，缘何不肯抚恤同样落拓不羁、雄才难展的杜甫？作者深知也许这不单单是平江的“失礼”，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岁月的漫漫黄沙尘封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杜甫的葬身之地历来争论不休，难成定论。作为学者，作者切知不可隐讳这一段文坛“公案”。他坦陈，“全国杜墓今有八处，除四处纯属传闻和纪念性质之外，学术界考证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阳说、平江说、偃师说和巩县说”。但是，作者勇于跨越学术樊篱，斗胆拨开考古的重重迷雾，断言“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甚至认为“死后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没有北归”。尽管作者也曾为此查史索简，但其所言仍难谓“确凿”。不过，作者无意纠缠于子虚乌有的考古发现，不想再在也许是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消耗满腹凭吊真情。于是，他再一次突发文人机趣，以一个假设句“如果有朝一日它们（传说墓中被盗走的重要文献）能重现江湖，就可以为平江杜墓出示旁证与铁证了”，一相情愿地了结了可能引发的新一轮文史论战。如此“痴言妄语”，不能不说是“强词夺理”，却难掩作者的率直、本真，以及大巧若拙的聪颖、才情。作者略施“金蝉脱壳”之计，巧妙地钻出了文史迷宫，迅速回归到眼前“我”对杜甫最真切的瞻仰、凭吊情怀之中。“我居杜甫曾经流寓过的长沙，虽然离平江地不在远，而且心向往之，但人事倥，竟然直到最近的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才得以“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君亡我才生”的遗憾已毋庸赘言，迟到的“拜谒”委实令“我”万千感慨盈心。千年时空隔阻，杜墓周遭荒芜、萧条。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远，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听到克服困难前来上学的乡里小儿咿呀诵读之声”。“我”与杜甫非亲非故，且杜甫乃千岁古人，若“我”一任泛滥于心的悲情浸淫字里行间，不免多少有“矫情”嫌疑。因此，作者巧妙地规避了平庸文人固有的装腔作势、无病。“弯腰抚摸那冰凉的石础，想重温千年前的时光”，这充满文人逸兴、遐思的诗化的文字，隐蓄了满怀温润、煦暖的情愫。浅白的文字之下，奔腾着滔滔狂澜。寥寥数语，却无声胜有声！“我”虽已踏入杜甫“陵园”，但杜墓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虽不至于“众里寻它千百度”，但蓦然撞见，“我”心中自然荡漾起层层波澜——“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轻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作者曾多年与杜诗为伴，虽与杜甫阴阳两隔，然杜甫却早已驻足心头，似若故交，情同手足。尽管情积郁于中，但作者深谙微言大义、欲说还休的深意。因此，不过多渲染内心之悱恻，而顾左右而言他。睹墓思人，自然会忆起杜甫当年的漫漫人生。首先流泻于作者笔尖的便是杜甫晚年的颠沛流离。人崇尚“老有所养”、“叶落归根”，以之为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果。然而，一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与这二者无缘，只落得客死他乡，托体于异域莽苍的荒山野岭。作者似不忍过多回顾杜甫多舛的命运，此情此境，沉思移时，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点一炷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心香”。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只能如此！凭吊、拜祭之际，尽管作者不忍流连于杜甫的远去人生，但还是无法立即抛开杜甫凄恻的人生遭际，不可遏制地沉湎于杜甫的生前死后，浮想联翩。于是，活现在作者笔端的是一个何等仁慈、宽厚、温润的诗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然而，杜甫却对同时代的文坛才俊不吝溢美之辞。作者慨叹，“忠厚谦逊”的杜甫“于前辈、同辈和晚辈的诗作”奉送了“许多景慕、褒扬和提携之辞”。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王维、高适等。即或对那些才华单薄之辈，他亦给予温情的勉励。然而，同样诗才文华葱郁的他却难遇伯乐，甚至面临被遮蔽被遗忘之命数。比如，他死后不久，“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到大历末年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如果说杜甫未能享受风光无限的世俗人生倘能令作者释然，那么杜甫的盖世诗歌才华备受冷遇就不得不令作者悲从中来，愤懑淤胸。走笔至此，作者再难抑制心中的狂澜，禁不住振臂疾呼：“世上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常常得不到认识和赏识，有如明珠暗投于尘封的角落，好似良骥局促于偏远的一隅，有的人还屡遭厄运，抱憾甚至抱恨终生。”作者的率直性情，耿介品质，袒露无遗。唯一令作者稍感欣慰的是，与杜甫同时代的一些无名之辈曾给予过杜甫点滴温暖，“在杜甫凄凉寒冷的岁月，那不是如同两盆炉火温暖了他那颗已经冻僵的心吗？”泼墨至此，作者实在不愿过多提及与杜甫齐名的李白等生前死后的风光。直面全国各处杜甫故居、陵寝横遭不测的悲怆命运，作者忧心如焚，坐卧不宁。作者历数它们所遭受的劫难，述及墓地被盗之时更是点燃了作者的一腔书生怒火，“盗墓贼是绝不会读杜甫的，杜甫从来不是大官大款……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有什么好盗的呢？”悲哉，痛哉，倘若杜甫在天有灵，他一定魂无所依，一定不会再对滚滚红尘投以匆匆一瞥。凭吊已毕，行文亦接近尾声。作者似已无语，然仍有未释之情未发之叹抵胸。“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逐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墓地冷落荒凉，当然令人感慨。不过，天下之大，古往今来，有皇皇陵墓者，几人能活在的心中？墓在丘山与闹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肯定千秋万代长存”，作者从杜甫一介文人所遭受的冷遇，洞察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贫血，从而将本文从习见的凭吊怀人之作上升到一种文化反思高度。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应景而刻意拔高，理性思辨自然由心间流淌，情与理交相辉映。
《红楼梦》贾珍和秦可卿的事情是怎样暴露的
他们的事情，是贾珍自己公诸于世暴露的。
贾珍和秦可卿，一个公公，一个儿媳，他们的关系暧昧不清，一句“爬灰的爬灰”，把贾珍放置于人伦的火炉上焦烤。
偌大个贾府，最神秘的人是非秦可卿莫属，她的身世、她的疾病、她的来路、她的生平，似乎处处是迷，而且，她一个妇道人家，宁府小媳妇，却知道为整个贾府担忧，临终甚至托梦王熙凤，让她为贾府的将来早作准备，如同知道大厦将倾一样，她到底是什么来路？怎会有如此的远见？这都是颇让人费解而神秘莫测的。
贾珍就不同了。
焦大曾说：“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爬灰就是指贾珍和儿媳秦可卿，故柳湘莲后来说了一句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可见，贾珍和儿媳的那档子事儿，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个公开的秘密。
公公疼儿媳，甚至烧火扒灰，虽说在传统社会里是偶有的现象，但当事人大都讳莫如深，尽量遮掩，生怕人知道，轻易不表露出来，尤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露出来。
但贾珍对于此事，却大张旗鼓，郑重其事，生怕人家不知道似的。
贾珍作为公公，他痛儿媳，真是疼得昏天黑地、呼天抢地、感天动地，满世界“宣传”，生怕地球人不知道似的。
儿媳病了，找最好的御医；儿媳去世，哭得泪人儿一般，甚至恨不能代儿媳妇；
为儿媳办丧事，他办得惊天动地，如丧考妣。这无疑把自己和儿媳的关系广而告之，不但让贾府上下知道了，还让那些参加丧礼的亲友知道了，更让朝中那些有往来的官员知道了，于是，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了。
从贾珍在秦可卿丧事中的表现来看，这个公公对儿媳的感情，真是动情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了。
然而，作为丈夫的贾蓉，却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有为反常。
老婆生病，贾珍请了名医张友士，把过脉后，贾蓉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还治得治不得？”
他如此直白地询问，是盼她死，还是盼她活呢？
王熙凤去探病，问他媳妇怎么样。贾蓉却说：“婶子瞧瞧去就知道了。”
其表现之异常，态度之冷漠，真是如同路人。
贾蓉这种态度，说明他既不爱秦可卿，也知道妻子与父亲有染。
而贾珍呢？秦可卿死了，他比死老婆更伤心，不停的哭号，不停的奔忙。
为儿媳办丧事，贾珍用心之厚、用情之深，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公公不像公公，丈夫不像丈夫，这就是这个“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宁国府的真实状况。
汉武帝时期发明了新的官职——刺史，这个刺史是干什么的
刺史一职，说是由汉武帝发明，也不无不妥。只是这个发明，颇有点旧瓶装新酒之意，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微加以变动再更换一个新的标签。
自秦始皇一统六国，第一次在神州大地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面对广袤的国土，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直接从中央派人进行管理，每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
郡守作为一郡之首，手中权利颇大。虽然说郡守都是朝廷直接委任的，但是秦始皇对此还是不放心，又另外从中央派人去监督郡守，这些监督者被称之为监察御史。
汉在秦制的基础上，郡县与封国并行，依旧采用御史监督郡守。
但是这问题就来了，监察御史们作为监督者，品级未必有很高，但是手中的权力却不小，可能一句话就决定了郡守们的生死去留。因此，郡守们对御史自然是百般示好，极力讨好 。在这种状况下，很容易滋生问题，御史与地方长官同流合污的事情时有发生。
到了汉文帝时期，决心扭转监察御史不作为的这种情况。因此，汉文帝在监察御史之外，又重新从丞相府派出官员巡回各地，专门负责监督地方长官和监察御史，是为刺史。
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汉旧仪》
因此，在地方上就诞生了两套监察班子，刺史和监察御史。
两套监察班子虽然有效的扭转了监察人员不作为的情况，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状况，那就是两套监察班子之间容易推诿扯皮。而且，汉文帝时期的刺史，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位，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担任刺史之人是丞相府的官员，这样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丞相的权力，不利于皇权的集中。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干脆就撤销了地方上的监察御史，并且将天下划分为十三个区域，即十三个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州、司隶），每个州下辖若干郡县。
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个事实，汉武帝时期的十三个州，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一级行政区域，因为这十三个州没有设立长官，真正的长官依旧是各郡的郡守（太守）。
汉武帝在每个州设立一个刺史，有专门的办公场所，专门负责监督该州下辖各郡太守。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并不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而是监察长官。
随着时间的变迁，到了西汉末年，刺史的职权开始不断扩大，开始有了行甚至军事权，名字也一度变更为州牧，隐隐有从监察官向地方行政长官转变的趋势。
王莽篡汉之后，变刺史为州牧。
王莽当政时，各地反抗势力不断起事。王莽为方便起义，给予州牧军事权，至此，刺史（州牧）实际已经完成了从监察官到地方长官的转变。
刘秀复汉之后，又变州牧为刺史。这时候的刺史已经和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刺史的刺史已经具备了实权。因此，刺史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长官，成为了太守的直接上级。
东汉末年，朝廷将一部分资深的刺史改称为州牧，因此才出现了《三国演义》中州牧和刺史并存的局面，有些地方叫州牧，有些地方为刺史。
历史上有没有哪个钦差大臣啥事也没干成，就被行刺而死
奇案朝朝有，清代特别多。
嘉庆十三年冬日，从来就不缺怪事的大清朝又发生了一件为世人谈论不休的奇案：皇帝御笔亲批的查赈钦差大臣李毓昌，居然在上任不久，就被人杀害了！ 凶手据说是个小小县令......
这什么意思，清朝的一个县令都这样胆大包天了吗？居然把人家亲派的大臣给杀了，这不是在蔑视君威是什么？那嘉庆帝能忍受吗，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老虎嘴里拔牙——找死。
果然不出所料，嘉庆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此事，待水落石出之后，所有涉案人员一个也没能逃过，主谋者被判处斩刑、绞刑、夹刑等，其余辅助者皆受到重罚。由此可见，嘉庆帝真的是被惹毛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县令真的如此大胆，连皇帝御笔亲批、位同钦差大臣的查赈官员都敢谋害？李毓昌被害身亡一事中有没有什么更大的内情？
小小县令竟敢杀害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在上任短短时日内就被杀害，凶手竟然是一个小小县令，这样离谱的案件，说来真的话长！我们就先从这个钦差大臣李毓昌为何会被派去查赈说起。
大家应该都知道，历朝历代，官员贪污永远都是朝廷的毒瘤，切不干净，而在清朝，这个毒瘤无疑被放大好几倍，那什么“和珅一倒，嘉庆吃饱”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那么，显然，作为皇帝的嘉庆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朝中官员盘根错节，环环相扣，想要拔除毒瘤，根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没有好办法的嘉庆只能尽力地去抑制。然而在嘉庆十三年的那个冬日，亲派官员李毓昌的死让嘉庆彻底地怒了。
嘉庆十三年冬，黄河水泛滥，苏北地区多个县城皆因此遭遇洪灾，其中淮安府山阳县受灾最为严重。朝廷对此次灾情相当重视，立马就从国库拨了大量的银两，送去山阳县赈灾。
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官员贪污可是清朝的一颗大毒瘤，数十万两赈灾白银经过官员们的层层剥削，最后也不知能够剩下多少。
这让嘉庆帝相当苦恼。最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派指定官员前往山阳县查点赈灾银两。而此时刚刚中进士，还只是个知县候补的李毓昌入了他的眼。于是，他御笔一挥，候补知县一跃成为身负皇命的查赈官员，李毓昌斗志昂扬地去了。可是，这一去再回来时，就只是尸首了。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初到山阳县的李毓昌秉持着皇命在身，彻查的宗旨，很快就对当地官员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调查了......
而就在调查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山阳县令王伸汉开始慌了，他深刻地明白，一旦自己贪污赈灾银两的事情被禀告给皇帝，那么他的下场简直不敢想象。于是，他使出了以前屡试不爽的一招，查赈官员。很幸运的是，十位查赈官员九位都被收买了；不幸的是，还有一位并不吃这一套，那就是李毓昌。
很快，认真收集的李毓昌查出了山阳县官员私吞赈灾银两的事情，不加任何思索，他如实地写了奏折，准备回京禀告。此时，王伸汉整个人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忍不住跳脚了。俗话说，狗急了也会跳墙，这王伸汉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自认为到绝路的王伸汉，为了罪行不暴露，竟然想出了杀害李毓昌的恶毒法子。
在李毓昌返京的前一天晚上，王伸汉借口为众人践行，宴席上，李毓昌被灌了很多酒，等到半夜回到驿馆的时候，口中就像要冒烟了似的，忙叫仆人端茶水来。仆人李祥很快端来了茶水，李毓昌想也不想直接喝了下去，不一会儿竟然吐出鲜血来。原来李祥等人早已被王伸汉收买，端来的茶水中也早就被下了毒。
然而此时中毒的李毓昌并未立刻断气，吐出鲜血后，察觉事情不对，他开始大声叫喊。这叫声惊动了做贼心虚的李祥等人，他们害怕叫声引来别人，自己的罪行会暴露，于是直直地冲进房间，勒死了李毓昌。
李毓昌一死，几位仆人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后知后觉的他们才意识到勒死李毓昌，留下了太多的痕迹，于是，几经思考，他们竟然将李毓昌的尸体吊在房梁上，伪装成身亡。而后，前往县衙报案，说自己的主子自缢身亡了。
王伸汉一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带着仵作走了个过场，就去禀告知府大人，确定是自缢而死。知府一听，也装模作样地让仵作复检，然而这个仵作却说李大人口角有血，应当不是自缢而死。知府一听，痛打仵作一顿，说他胡说八道，而后仍然按照自缢而死的报告往上传递。
就在众人以为这事会就这样了结的时候，前来收尸的李毓昌的兄弟李泰清却发现了不寻常之处——一封记载了王伸汉李毓昌的残信，但他没有声张。不久，李大人遗孀收拾遗物之时，竟然发现了血迹，李泰清越发觉得李毓昌不是的。于是，他开棺验尸，果真发现中毒痕迹，一气之下，直接告了御状。
此时的嘉庆帝本来就为了贪污之事郁闷，一看这御状简直是要喷出一口老血来，立即下令彻查此事。在嘉庆帝亲自推动下，很快，李毓昌之死就水落石出，相关人员皆没有逃过处罚，几位主谋被直接处死。冤屈得以昭雪，相信李大人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评价
从表面上看，这桩案子不过就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县令为了保住自己不惜杀害朝廷官员的普通案件。但真的会是这样简单吗？
在那个阿谀奉承至上的腐朽官场，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会有那个胆子毒杀位同钦差大臣的查赈官员，说没有人给他撑腰，谁会信？
知府为何要痛打仵作，坚持按照自缢身亡的报告上报；如此震惊世人的一桩案件，又为何差点被一个小小知府和县令只手遮天，隐瞒过去；上级众多官员为何同时被贬，这其中的弯弯绕绕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自缢而死，有的只是腐朽官场之上永远都不会满足的贪婪人心。
一个腐朽的官场给予好官的永远都不会是希望，而是源源不绝的失望！李毓昌之死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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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梅华丽.嘉庆帝严旨破奇案[J].文史天地(6):43-44.
【2】李晓巧.一起震惊嘉庆帝的谋害“反贪英雄”案[J].《现代领导》,2015(6期):46-47.
如何看待昭宣中兴
历史上王朝盛世比比皆是，很多皇帝往往是励精图治，开彊扩土，然后开创王朝盛世，但是西汉的昭宣中兴却显得有些低调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昭宣中兴特别亲民，做的事情深入百姓人心，比如：重视民命，百姓减负，稳定粮价。下面聊一下个人看法。
一.重视民命
生命可贵，汉宣帝自已曾经遭受过冤狱之灾，深刻体会百姓遭受冤狱的无奈及惨状，感同深受，并下决心整治刑狱，以重视民命。
首先，汉宣帝亲自审理了许多重大刑狱案件，起到表率作用，并从现有律法上直接减少许多酷刑处罚。
其次，改进西汉刑狱体制，专门设置专门官吏来审核刑罚轻重是否适当，设立廷尉平处理疑案及冤狱，并把各个地方的刑狱作为官吏的任免考核指标。
最后，定期派官吏巡查各地的刑狱情况，及时处理滥用刑罚的官员。
二.百姓减负
古代百姓赋税负担沉重，昭宣中兴强调轻徭薄赋，为百姓减负。
1.特意把国家的苑囿或地方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百姓耕种，让百姓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2.减租减税，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免除三年的租赋。同时，减收全国老百姓的算赋钱，1算减30钱。
三.稳定粮价
民以食为天，昭宣中兴时，设立常平仓以解决了百姓民生问题。当时西汉的大部分百姓以种田为生，如果粮食太便宜种粮百姓赚不到钱，挫伤百姓种粮积极性，也导致百姓更贫穷；如果粮食太贵，有许多百姓买不起粮食，百姓生活艰难，社会容易不安。设常平仓，国家高价收购处于不合理低价的粮食，再以合理低价卖出，既稳定粮食价格，又保护百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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